雷姆·库哈斯是世界最著名的建筑设计大师，他的作品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其中耗资50亿元停顿又复建的中央电视台大厦成为我们话题的开始。

 

    ■CCTV大厦造价由甲方决定

    问：CCTV大厦停顿一年有余，其间也发生一些变故，当然最后您的设计得到落实，我们也知道您将在本月22日去北京参加奠基仪式，但CCTV大厦有很奇特的双C组合的外形，我不清楚这是要表达什么意思呢。

    库哈斯：我希望能表达三个意思。首先在CCTV工作的有两种人，一是纯粹工作的，二是从事艺术的，这两种人相对独立又不能割裂，所以用相联系的建筑形式将两种人结合在一起。其次，CCTV没有像其他的建筑那样采用能增加容积率的高层塔楼来占有空间，它是在创造空间。再次，环状的结构可以最快地疏散人群以防紧急情况发生。

    问：CCTV位于CBD核心地区，将来有1万人工作于此，那它会对已经很拥挤的CBD交通状况带来什么？

    奥雷·舍仁（OMA合伙人）：我觉得CCTV作为办公楼总比做成住宅对交通压力要小。交通问题应该在政府主导下解决，一个项目的决定作用很小。

    问：CBD地区云集世界各国大师的作品，有扎哈·哈迪德、赫尔佐格等，大师之间是否有一种竞争的关系？

    库哈斯：竞争不可避免，但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包容而不是“侵略”。

    ■激变的中国给外国建筑师的机会

    问：目前中国充满机会和可能，您怎样看西方建筑师纷纷进入中国建筑市场的现象？

    奥雷·舍仁：我发现中国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与城市发展，这要求建筑师要应变复杂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建筑师可能在操作模式与经验上跟不上。

    问：国外设计师如何适应中国的高速发展？

    奥雷·舍仁：这是我们比较困惑的问题。我们发现在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其他方面的速度跟不上，一些规则的制定跟不上。比如现在政府的法规有变化，以前建筑师要作完全部工程设计才能竞标，现在完成概念设计就可以竞标。参与大型设计竞标的前提是与国际接轨，是很好的事情，因为在这之前，中国建筑师并不知道如何用语言表述自己的作品。

    问：目前国内有两种声音，一是建筑殖民主义的提法，一是在技术上质疑国外建筑师个性化作品，您如何看？

    库哈斯：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建筑师的眼光也是全球化的。我们虽然是一家荷兰的建筑事务所，但我们之间都说英文。昨天我去布鲁塞尔开会，由于我们在中国大量开展业务，超过40位各国外交官问我对中国的感受。我觉得欧洲与中国将会有更紧密的关系，我愿意成为中欧建筑界的桥梁。

    “建筑是需要争议的”

    雷姆·库哈斯是一个将作为社会现象的建筑转变成令人反感的事件的记者，是世界上惟一的这种类型的建筑师。———伊东丰雄

    “荷兰没有山，只有风。”———雷姆·库哈斯，《小，中，大，特大》

    库哈斯太忙了，采访只能在他进早餐的时候进行。

    库哈斯的早餐十分简单，黑咖啡加面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手中面包片上的黄油堆得像小山一样。

    这是库哈斯在中标以后回到北京和业主进行的第一次会议。因为连续工作的缘故，与助手热烈地谈论着工作的库哈斯双眼布满了血丝。

    库哈斯不可能不知道，早在CCTV新大楼开始竞标之初，关于这个项目的争论就在网上开始了。争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建筑学的范畴，扩展到文化、社会、经济各个领域。

    在西方建筑界，库哈斯是公认的有思想、有批判性的大师，同时也是争议的代名词。库哈斯来到中国，再一次把争议带到中国。

    12月20日中标之后，踌躇满志的库哈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了香槟庆祝。在痛饮的同时，也对公司未来几年的业务进行了调整。

    初春的东三环中路32号还是一片寂静，已经动迁一空的厂房即将被拆除。备受关注和争议的CCTV新总部大楼在今年10月动工之后，将逐渐化为现实。

    CCTV需要在2008年有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形象。强调密度、着眼于对城市密度关注的库哈斯需要一个具有真正挑战意义的项目。

    库哈斯将如何通过CCTV新大楼向中国人诠释和解答他的建筑理念？

    年轻时当过5年记者，曾经采访过费里尼的库哈斯，对付记者显然很有心得。他的回答十分简短，很多时候采用迂回的方式，回避正面作答。

    记者：你怎么会想到参加CCTV的竞标？

    库哈斯：我在哈佛教了五年书，我的学生做了一个课题：中国城市的进化。在我的那本《大跃进》里，我们提到了广州、珠海、深圳、香港和澳门，提到了城市的发展，又看到了它们的发展是多么迅速。我们对中国已经研究、关注了很久。当时我们的时机没有成熟，现在中国有这么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什么样的建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加竞标的原因。

    CCTV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有着与众不同的活力，具有比较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大建筑和摩天高楼现在被定义得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在解读摩天高楼的时候，并不是追求有多高，而是看它有多少内涵和活力。我们做设计并不是说每一样都要不同，我对形式不感兴趣。

    我们做这个方案，并不是占用了空间，而是创造了空间。我们给这个城市创造了这个空间环境，我们定义了这个地区，这是我想要的。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建筑的周边。

    记者：你知道对你的设计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吗？

    库哈斯：当然知道。这很好，知道不同的意见，对方案会有补充和完善。只有令人厌烦的建筑，才只有一种声音。建筑是需要争议的。

    记者：对CCTV方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环境的破坏、不够美观，以及造价过高。

    库哈斯：对环境的破坏，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工程师会尽最大的努力让这幢建筑表现出正常的工作状态，另外，我们在大楼内部研究设计了许多感应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谈论美与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关键就看你是从什么观点来看了。造价太高我无法反驳，因为它的造价确实是高昂的。

    记者：你把演播室全部放在地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库哈斯：演播室不需要采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和地面交通隔离，在室外腾出更多的步行空间。甲方对这个方案感兴趣，觉得很合理，认为是放在了合适的地方。

    记者：CCTV是你最重要的项目吗？

    库哈斯：是的，绝对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我们在中国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当成一个课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项目来研究。

    记者：你中标以后，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欧美的建筑师会更看重中国市场吗？

    库哈斯：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建筑，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欧洲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这么大的项目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欧洲的文化和思考方式产生兴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记者：这样大的项目在西方多不多？

    库哈斯：不多。不过，我的事务所也做住宅设计，做各种尺度的建筑，你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小，中，大，特大》，对各种尺度我都有兴趣。

    记者：你在当建筑师之前，当过记者和剧作家，这对你做建筑有什么影响？
    
    库哈斯：我还拍过电影。这些经历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很多建筑师来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创造美丽的形式，而在我看来，是将建筑与文化以一种有活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和其他建筑师的差别。我乐意用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我们的周边环境，然后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参与其中，这就是我要做的。

    记者：CCTV新大楼建成之后，你或许会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荷兰人，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

    库哈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是欧洲人，而且CCTV的方案是群体工作的结果。你看到坐在那里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日本人，他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记者：你怎么评价自己？

    库哈斯：你知道我当过记者，作为一个记者，我并不关注自己，关注更多的是别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是什么，我在乎的是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份，我能够在这一年做什么？创造些什么？

    记者：你对中国出现如此之多的丑陋建筑怎么看？

    库哈斯：我不关注美与丑，我感兴趣的是它们是如何建起来的。它们有这么多类型，它们记载了历史，这就足够了。历史性是最重要的，我不在乎它们好或坏。

    记者：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你的建筑将起到什么作用？

    库哈斯：这是个好问题。建筑在外立面上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但我想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比如说建筑的尺度、内涵、塑造空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把纽约世贸中心搬到中国，找一个特殊的地段建起来，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它们还是会很不相同。

    记者：在你眼中，21世纪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纪？

    库哈斯：我不太展望未来，有些人假装对未来的50年有一个期待和认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现实已经充满幻想，没有必要去展望未来。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个世纪也许是在这里。

    库哈斯与荷兰性

    上个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早上，一位在库哈斯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简称OMA）工作了数年的日本年轻建筑师U君像平常一样去鹿特丹的办公室上班。在经过门口布告栏时，他看见一张告示，上书：“明天下午下班后公司将举行告别聚会……”于是想：不知是哪个倒霉蛋要莫名其妙地被OMA开掉了。他好奇地凑近了一看，大吃一惊，公司要“欢送”的这个倒霉蛋正是他本人……

    上面这一幕是诸多围绕库哈斯和他的大都市建筑事务所发生的匪夷所思的故事之一。但对于荷兰人来说，这件事虽不合常理，但也算不上骇人听闻。荷兰就是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国度：它几乎没有历史，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空间向量上。作为欧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它的国土却有几乎50％低于海平面。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和洪水斗争的历史，这导致荷兰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意识形态讨论的缺失，实用主义决定一切。

    洪水威胁下的荷兰社会中并没有真正的“敌我矛盾”。人人都在一个限定的范围内拥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也必须尊重他人的这种自由，哪怕它会导致一些古怪、不合常规的行为。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荷兰的足球大师克鲁伊夫会毫无愧疚地在世界杯前宣布退出荷兰国家队（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中国会是什么情景），而在这之后他居然没有被荷兰人民的唾沫淹死。库哈斯正是借用了足球术语“突然死亡”来形容荷兰人的率性而为和反复无常。作为荷兰人，他自己无可避免地也打上了这一烙印。而开头那一幕无疑是这种毫无征兆的“突然死亡”的最好的例子。

    库哈斯生于1944年。他最初的职业是记者而非建筑师。从19岁开始，他为荷兰的《海牙邮报》主持名为“人、动物和东西”的闲话专栏，并为该杂志的文化专栏撰稿。业余时间他和一群朋友从事电影剧本创作。像他那一代人中的大多数一样，在成长阶段，库哈斯深受上世纪60年代西方社会变革时期的文化思想影响，也正是在著名的“五月风暴”发生的1968年，他放弃了记者的工作，去伦敦学习建筑。

    如果我们据此认为库哈斯是个激进的左派青年，那就大错特错了。

    实际上库哈斯效力的《海牙邮报》是一个右翼刊物，其创办人公开为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市场经济辩护，这在当时的欧洲是很少见的。库哈斯本人有一次遭遇街头抗议者纵火，被困在办公楼里险些丧命，这使得他对街头暴力深恶痛绝。库哈斯虽然怀有改造社会的理想，但他的政治立场充其量属于西方社会中间稍偏左的社会民主党。70年代后期他对当时美国的卡特政府表示过赞许之意，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他的政治倾向。库哈斯的世界观毫无疑问地深深植根于荷兰的土壤。

    在库哈斯的建筑思想中，实用主义占据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他羡慕美国式的都市文明，对以纽约曼哈顿摩天楼为代表的稠密、拥挤的大城市的生活方式和风景赞赏有加，认为20世纪正统的建筑史排斥这种新的城市和建筑现象是掩耳盗铃和迂腐的偏见。如果我们注意到纽约实际上是由荷兰人发现和规划建设的（它最早的名字是新阿姆斯特丹，而不是“新约克”），那么库哈斯所谓“拥挤的当代文化”的建筑理论中的荷兰情结就昭然若揭了。

    如果带着这种认识回过头来讨论库哈斯的CCTV新楼方案，我们所关注的就不应该仅仅是方案本身，而是他的理论对当代中国城市发展的模式和建筑实践的意义。在中国当代的城市规划和建设中，意识形态的讨论几乎已被剔除干净，库哈斯的荷兰式的实用主义，他所宣扬的全球化和建筑实践追随资本逻辑的做法到底能为我们带来些什么，值得认真思考和对待。

    在这次的央视新总部大楼的设计中，库哈斯没有对任务书，对选址，对混乱不堪、充满投机色彩的城市规划和周边环境提出任何质疑，而是规规矩矩地像个小学生那样回答任务书提出的问题：如何塑造一个标志性的高层建筑？他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的方案看上去很美，或者用中国人惯用的说法“很震撼”，在纯粹建筑设计的意义上库哈斯取得了成功。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库哈斯设计方法中的荷兰式的理性，他只关注项目计划和任务书所供信息的完整性，而没有对这些信息背后的涵义和正当性表示任何怀疑，比如如此超大规模的项目将对城市基础设施和相邻地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中央电视台作为一个政府所有的传媒机构是否需要通过摩天大楼的形式来为自己塑造独一无二的行业标志？等等。这种看似科学的保持价值中立的设计方法，在中国目前毫无批判性可言的建筑实践中显得极为苍白和缺乏说服力。实际上库哈斯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中国珠江三角洲城市发展所做的调研中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库哈斯对深圳、珠海早期发展中单纯追求速度并不介意，甚至对城市规划由于远期目标不明确而导致的不确定性和模棱两可十分欣赏，并从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但在他提供的材料中，社会学方面的信息却是一片空白，这导致了他的研究严重背离中国的现实。事实上珠海现在正为早期的高速发展和目标不明确付出代价。

    最后我们也应看到，库哈斯虽然在中国做建筑，他的脸却是朝向欧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他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也许有失公允。这些问题是我们而不是他必须要回答的。